位于瑞士日内瓦洛桑大道上的威廉·拉巴德中心是WTO总部所在地。本刊特辟专栏“拉巴德之声”，由本刊驻WTO特约记者雷蒙撰稿，专门记载其在WTO总部的所见所闻，本栏主要围绕WTO总部新近发生的事件和关注的热点问题展开。需要指出的是，本栏目文中见解为作者本人观点。
自去年3月《伊斯坦布尔宣言》发表以来，国际上在纺织品方面针对中国的攻击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而进入2005年之后，部分国家和地区也开始动用种种手段，准备限制中国纺织品出口。“配额”，这一国际贸易体制中最令人深恶痛绝的东西似乎竟然要让位于“中国的威胁”。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现象。
有学者提出，没有对外贸易，没有世界市场，就没有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都是以小国寡民而成为世界霸主，靠的就是开拓世界市场而取得的金融和商业的支配力量。而亚洲的岛国日本，狭小的国土面积却聚集了2亿人口，就人口密度、资源紧缺和土地稀少来讲，比中国问题要严重得多，但日本仍然能成为世界先进强国。因为日本的市场在全世界，日本通过对外输出获取高附加值的收益解决了这些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逐渐成为一个外贸大国。中国已经逐步地分享了过去属于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市场。这种外向型的经济循环，可以像滚雪球一样，使得中国的资本规模越滚越大。中国在分享世界市场的同时，也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活力，做出贡献。如果说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这才是来自中国的“威胁”，但是，这种“威胁”，从某种意义讲，是中国不断增强的竞争能力对世界市场传统势力的威胁，是对国际贸易旧格局的威胁。而这一切说白了无外乎是很浅显的经济学道理的现实反映。
中国纺织品能在全球获取较高市场份额，是中国纺织业竞争力的具体体现。鼓噪纺织品中国威胁论的原本就是不具竞争力而应被市场淘汰的一些保守力量。面对这样的挑战，中国其实完全可以理直气壮。既然美欧可以垄断民用飞机市场，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垄断纺织品市场？当然出于策略，中国没有选择对抗。面对压力，中国甚至采取了一定的措施，诸如收取出口税，来调节出口，缓和矛盾。笔者认为这些措施的效果充其量不过仅此而已了。只要中国的竞争力存在，矛盾便不可避免。
笔者听说，国内有些部门曾主张在2005年1月1日之后对纺织品设置出口配额。如果这种说法是确凿的，那简直令人寒心。“配额”本身已经令人深恶痛绝，这种“主动出口限制”岂不是比“被动的”配额性质更要恶劣。
事实上，主动出口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iction）很少是出于自愿（voluntary）的，多数是在进口国国内产业保护的声浪下由进口国政府强迫出口国政府达成的。历史上，主动出口限制曾经成为一种时髦的保护主义形式。可喜的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WTO成员一致同意不再实行新的主动出口限制，已经实行的也要逐步取消。全球纺织品配额究其由来，也是一种主动出口限制。这种不合理的配额在合法地存在了几十年后终于取消了，如果再由中国自己拾起来，简直是在全世界面前颜面尽失。
众所周知，一些纺织品出口小国在美、欧的支持下正在推动在配额取消后就纺织品实行特殊安排。他们的倡议仍在WTO进行讨论。半年多来，中国对这些小国采取了安抚的政策，但是收效甚微。在不久前召开的货物贸易理事会上，中国代表一反常态，不点名的对美欧甚至这些小国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她指出，产业调整是一个国家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能指望调整的代价由其他国家来买单。会场出现了比较戏剧化的场面，与中国持相同立场的印度、巴西、巴基斯坦和中国香港没有站出来声援，而美、欧、斯里兰卡、毛里求斯等成员也没反驳。WTO实行的是协商一致原则，只要有一家反对，任何动议不能达成。
中国为重返多边贸易舞台进行了15年的艰辛谈判，其中做出了巨大让步，纺织品被认为是中国赢得的最大利益。如果在这样根本的权利和利益上退让，那加入WTO的意义何在？目前中国的世界贸易排名第三，外贸依存度高达60%，以不断增强的竞争力为核心的对以往国际贸易旧格局的“威胁”客观存在，但是这种“威胁”并不意味着理亏。而作为政府，其责任是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而决不能背道而驰，束缚其冲击世界市场的手脚。吴仪副总理曾在WTO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好行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纺织品出口中确实存在低价竞销等不良现象，相信这些问题如果放手由中介组织来协调，一定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