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归根结底还是要通过制定国际规则，利用全球化的机遇，来进一步维护和扩大国家利益。然而，利用机遇不等于依赖机遇。
以当日中国之外贸地位，推进自由化对中国的发展是利大于弊的，因此，早日结束多哈回合谈判对中国也是利大于弊。然而，目前的谈判形势迫使人们必须换个角度看世贸。香港会议不得不调整“口径”（recalibration），这是从WTO总部传出来的无可奈何的消息。何谓“口径”？各成员已一致认可，在香港会议上就各谈判议题达成完全模式的可能已不复存在，只有降低对雄心水平的期望。这使笔者不禁反思一直以来的主张。所谓“跳出三丈外，不在五行中”，我们是否应该跳出“谈判”，来审视谈判呢？
谈成固然好，可谈不成怎么办？谈成又为了什么？推进自由化最直接的目的是要扩大出口。扩大出口正是改革开放以来重要的增长点之一，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更是把“千方百计扩大出口”提升到空前的战略高度。而随着中国的顺差连年不断扩大，今年笔者第一次听到了“大量的顺差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问题”这样的提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顺差乃至外汇的历史作用和积极意义自不必多表，然而其消极的一面却在一定程度上被掩盖或忽视了。第一，外贸依存度高达60％，亦即国民经济虽然维持9％以上的高速增长，但其中的60％来自贸易。第二，这60％中又有50％属于加工贸易，这一部分贸易中国赚到的只是少得可怜的加工费，但却在进、出口中被重复统计。
一方面，GDP严重依赖贸易，另一方面，GDP又并不能代表经济实力或者说经济实惠。以纺织品为例，纺织品是中国的出口大项，暂且按下中国的纺织品遇到的出口阻力不表，除了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廉价的出口使中国自己获得的实际利益微乎其微。钱主要是被国外的进口商和零售商赚去了。而中国付出的代价却是高昂的，工人的健康、环境的污染甚至产业的不健康发展。中国在更加宏观层次上适时提出的“科学的发展观”，也是可以涵盖我们这里提出的这一问题的。可见，顺差的问题并不是由顺差本身引起的，深层次是中国整个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顺差的问题就不可能根本解决。
现在把话题收回来，就谈判本身而言，有人会说，即便上面提到的问题存在，其与扩大出口也并不必然是矛盾的。理论上，解决发展模式的问题似乎不应以牺牲出口为条件。那我们就来看看出口利益。
与农业相比，非农产品应该是中国在谈判中进攻利益较大的领域。也就是说，推动非农自由化是中国的出口利益所在。在非农方面，笔者以前也介绍过“部门倡议”的概念，即在降税时用部门削减作为公式总体削减的补充。中国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非农部门众多，似乎理应是“部门倡议”的强烈拥护者，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为什么呢？以鞋类为例。鞋类是在纺织品之外中国出口的又一大项。然而来自制鞋产业的声音是中国对鞋产品零关税并不感冒，其原因是，以中国鞋产品之竞争力，国外的关税已不能对中国的鞋出口构成实质性的障碍，实现零关税对扩大中国的出口市场帮助有限。真正影响中国出口的主要是非关税的壁垒，如反倾销、技术性贸易壁垒等，而这些问题根本没有或者没有明确授权，是不能寄希望在本轮谈判中得以解决的。如果中国在自己的出口大项上同意搞部门倡议，很可能就需要在自己的进口大项上同意搞对应的部门倡议作为交换。而即便在鞋类产品上，中国的优势也主要在低端，就高端而言，中国是劣势的。
加入世贸后，对于有可能在争端解决机构打官司甚至输官司的问题，圈中人士最常引用的一个词是“平常心”。这里借用一下，看来对于谈判，也应该抱一颗“平常心”。回到前文提出的问题，谈不成怎么办？谈成又为了什么？谈判归根结底还是要通过制定国际规则，进一步利用全球化的机遇，来维护和扩大国家利益。然而，利用机遇并不等于依赖机遇。近年来为什么要强调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呢？由此看来，只顾就事论事就容易有所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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