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判中，我们一再强调自己是新成员。在内心里，我们多么希望自己早日成为深度参与世贸，熟练运用WTO规则的“老手”……
2006年6月底，WTO40个左右的成员部长将汇集日内瓦，为多哈谈判取得进展再做一搏。通过一个月来的进一步观察，记者的印象是，各成员都在努力，但遗憾的是，时间紧迫，分歧严重，实难弥合。由此看来，多哈回合如果按期结束，则必将大大降低多哈当初设定的雄心水平。
题目中的“新成员”是本轮谈判中涉及到的一个重要概念，目前基本被界定为“WTO成立后加入的成员”，也包括中国在内。相对于老成员而言，新成员在加入和实施承诺过程中为贸易自由化做出了更大贡献。为此，他们要求在新一轮谈判中享受特殊待遇。对于这一点，各成员已基本达成共识，框架协议和香港宣言对此都有体现。现存的分歧是，这种待遇究竟应特殊到何种程度，对不同的新成员是否应有所区分。在WTO中，一提起“新成员”，人们自然而然想到的便是这个问题。但这既然是必须通过谈判解决的问题，当然与整体谈判形势密不可分，因此这里关注的并不是中国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新成员待遇，而是作为新成员的中国在WTO中的参与情况。
以下仅根据平时的归纳列举一些现象。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判断只是相对而言的，不能绝对化，同时，因为只是一家之言，很可能不够客观和公正。
首先，中国国内对特会的参与相对较深，但对例会的介入要少得多。特会主要处理与谈判相关的问题，但名称本身就反映了其具有临时性，而例会才是长期存在的机构。这种情况难免令人质疑，如果没有谈判，中国难道只靠在日内瓦常驻的外交官参与WTO活动吗？经侧面了解，得知有这样一个原因，即一般特会会期较长，而例会会期较短，国内财务主管部门认为，经两相权衡，多派人参加特会可以使经费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其次，在例会中，中国被动应付问题较多，主动向其他成员提问较少，对其他成员之间的问题也相对不太关心。
再次，中国在会上发言相对不够积极；发言时，事先准备讲稿的居多，临场反应的较少；临场辩论时，水平也参差不齐。当然，这与中文不是WTO工作语言具有很大关系。
最后，中国在会上、会下与其他成员以及秘书处的互动仍不够充分和连贯。
以上种种现象反映出中国在参与能力上仍存在很大改进余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成员”不仅是中国在新一轮谈判中争取例外的一个着力点，而且在一段时间内恐怕也是中国无法避免的特有标签。也许中国的WTO谈判人员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但是至今未能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想要解决这一问题，以下几点是需要我们加以深思的。
第一，根据工作程序，WTO绝大多数会议都需要在会议召开前10天确定会议日程。如何应对这种工作节奏是中国在参与WTO活动时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需知WTO中的议题在中国往往都要涉及多个部门，因此，为能够在短时间内确定对任何问题的立场，必须建立国内各部门间良好的协调、沟通和决策机制。据了解，国内在例会议题上的这种机制尚不完善。
第二，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三大贸易成员，每年在WTO的会费都呈大幅度增长，很难理解为什么在参加WTO活动方面的经费却显得捉襟见肘。关于这样的问题，似乎早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就应该有过宏观规划和长远设计。当然，像美国这样的成员也并不是所有会议都会派华盛顿的官员参加，一些小国、穷国甚至无法承受在日内瓦设置常驻机构，但中国目前对例会的参与程度，很难与其贸易大国的地位相称。需要强调，如果不多派人直接参会就永远好比雾里看花。
第三，全球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化。在被强行拉入以西方为主的发展轨迹166年之后，既然中国仍坚持要义无反顾地走改革之路，那么无论如何保持自己的特色，都必须学会用西方的方式与西方打交道。为此，既要耐心地学，又要主动地用，包括西方的语言、文化、交往方式、甚至幽默。
在谈判中，我们一再强调自己是新成员。在内心里，我们多么希望自己早日成为深度参与世贸，熟练运用WTO规则的“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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