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再次引起众人关注。作为全球两大重要的贸易体，在贸易中发生摩擦本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然而，由于中美双方在全球中的特殊地位，使得诱发中美贸易摩擦的诸多因素显得错综复杂。这其中既有外部因素，也有中美双方内在结构矛盾；既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既有美国单方面的原因，也有中国自身的问题。成长中的“中国制造”，似乎总是一不小心就会触碰到美国人敏感而脆弱的神经。
美国：敏感的神经
将贸易问题政治化，严重地影响了中美双边贸易和政治关系的发展，而双边政治关系的好坏又对贸易摩擦的解决产生了重大影响。
美国产业结构调整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开始了从传统工业经济向高科技经济的转型。在转型过程中，传统产业丧失成本优势，高科技经济又不能迅速开辟市场，这必然增大贸易逆差。2005年1月12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关于贸易现状的报告。根据季节性调整基准，2004年11月，美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赤字高达602970亿美元，创最新纪录。美国的一位经济学家表示，一时的贸易逆差对美国工业并不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目前的现象预示了一个深层次的危机，美国也许在这个能提供高收入就业机会领域的某些部门失去领先优势。因此，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保护主义色彩。尤其在卫星通讯和移动通讯服务领域，美国设置重重技术壁垒，使中国公司难以顺利进人市场。
贸易问题政治化
中美贸易关系不仅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到许多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美国政府在制定对华贸易政策时，不是把社会福利水平放在首位，而是要考虑政治利益的需要。例如，美国经济将贸易问题与人权问题、政治问题挂钩，力图用贸易迫使中方在政治问题上和许多原则上对美国妥协。再如，美国总统大选年，对华政策往往会成为驴象两党角力的话题之一，2004年这个话题将聚焦于“中国制造”剧增对美国就业机会的冲击。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充溢于美国市场时，美国人惊呼“中国制造”抢走了饭碗。将贸易问题政治化，严重地影响了中美双边贸易和政治关系的发展，而双边政治关系的好坏又对贸易摩擦的解决产生了重大影响。
遏制“中国崛起”
从全球战略考虑，美国并不希望看到一个日益强大的可与之抗衡的中国出现，美国反华势力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认为中国发展和强大必然会谋求亚洲的霸主地位，中美对抗是世界上最主要的两大势力对垒。根据这一思维方式，美国总是试图寻找各种借口对中国的发展制造障碍，如提出“中国威胁论”、鼓吹“人民币升值”等。美国大众媒体作为美国社会生活中的“第四种权力”，不仅传达反华势力的声音，阻挠中美关系、限制中美贸易关系发展，而且还大大地扩大中美贸易关系中的不和谐因素。
美国国会从中作梗
美国国会干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途径主要是通过制度手段和发表提案表达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关切和不满。“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10月30日，主要职责是对美中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和国家安全问题进行监督、调查并向国会汇报，特别关心中国是否会利用与美国的贸易顺差来大幅度提高自己的军事预算和国防开支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比例，关心中国的经济崛起是否构成对美国安全的全面挑战。此外，通过发表提案表达对某个问题的关切是国会议员最常用的手段。国会部分议员简单地把美国的经济衰退、高失业率和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挂钩，认为是中国巨大的出口抢占了美国国内市场份额，而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是建立在违反人权的基础上的。
中国：成长的烦恼
试想，如果中国直接在美国设厂，生产美国原本要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那么双方的贸易差额将会有多大幅度的下降？
外贸依存度过高
2005年上半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已经逼近80%的历史高度。从某种程度上外贸依存度过大已经成为引发贸易摩擦的一个主要导火索。中美两国间的巨额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与两国之间的贸易和直接投资结构有关。美国近年来对华直接投资额均在40甚至50亿美元以上。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替代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中国吸引的美国直接投资又促进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
出口商品结构单一
长期以来，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玩具、家用电器、箱包等。这些附加值不高、产品差异化水平较低而价格竞争力又较强的产品，一旦大批量出口，极易引起美国的警惕，导致我国出口产品遭遇种种限制。此外，我国的对外贸易地理方向比较集中，出口产品75%以上销往美、日、欧盟这三大地区，而这三大地区既是全球经济衰退的主流，也是非关税壁垒的发源地，因此，贸易保护主义重新升温，且因其保护手段具有灵活性、隐蔽性、针对性等特点，中国出口产品也难逃包括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屡屡制裁和限制。相比之下，我国对拉美和非洲等地区出口市场的开发却严重不足。
企业缺乏行业自律
近几年，我国向美国出口商品的销售量突飞猛进，但是贸易额没有同比例上升，有时候基本没有增长，这主要是国内企业为争夺市场，相互间压低价格，致使少数地方出口秩序较混乱，而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内部协调力度不够，尚未建立有效的行业自律机制，不仅使我们丧失了正常应得利润、自己降低了出口商品的档次，更加大了我国遭遇贸易摩擦的机率。以中国彩电为例，美国三家原告提出中国彩电在2000年至2002年对美国出口增长了1166个百分点，2003年6月16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比0初裁，认定有合理迹象显示过去两年来从中国进口彩电剧增。
应对技巧有失高明
中国企业在面临贸易摩擦时通常缺乏总体的通盘考虑，应对技巧还不够高明。在贸易争端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减弱了在贸易摩擦中的抗衡力度。虽然可以诉诸WTO多边贸易体制来解决贸易争端，但由于在入世时承诺了“非市场经济地位”、“特别保障条款”等不利条款，使得我国企业面临贸易摩擦时，处于较弱的防护状态。此外，企业的自我防护意识差、预警机制不完善加重了我国在中美贸易中的损失。有些企业欠缺敏锐通畅的信息捕捉、分析和传递系统，致使竞争手段单一，国际营销谋略不足。更重要的是，由于对国外市场的动态了解不及时，即使在国外企业或行业中介组织已经决定或表现出对某种出口产品的关注，并可能付诸调查、决定立案时，部分企业仍不改原有的出口战略，继续大量涌入出口市场，使自身陷于被动地位。
种种迹象表明，在后WTO过渡期，中美贸易摩擦的热点仍将集中在纺织品进口设限、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入世后过渡期履行承诺、市场经济地位等焦点问题上。为减缓所面临的贸易摩擦态势，一方面，我国应适当调整需求结构中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的比重，通过更积极地扩大内需，来保持宏观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和健康地发展。另一方面，也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用过于担忧。目前所有贸易摩擦的涉案金额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还非常小，出口这驾马车从未由于贸易摩擦的影响而减速。事实证明，贸易摩擦并不可怕，成败输赢亦属正常。关键在于我们能否辩证地、科学地和理性地看待和把握，并运用WTO规则有理、有利、有节和有力地加以应对，以争取贸易争端中的主动。
